保护与发展: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当代光辉

在我看来,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及其经济学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知名度、社会影响力似乎不应当逊色于亚当·斯密及其经济学专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原因在于,李斯特广泛、深入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一整套自己完全独立的思想话语体系。实践证明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切实从问题出发,是有生命力的,对我们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具建设意义。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出生于德国罗伊特林根城的一个皮革匠家庭,他当过教授,从事过铁路经营的投机活动,办过报纸,发表过许多评价自由贸易的文章。他虽终身为德国的利益而奋斗(熊彼特甚至说李斯特在他本国同胞的看法和感情上处于一种伟大的地位,是一个民族英雄),但却命运多舛,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并最终由于德国反动政府对他的不满和迫害而被迫自杀,时年57岁。

1827年,李斯特出版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这是一本文集。而李斯特具有深远意义、堪称经典的代表作是他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这部著作里,李斯特对当时一些国家的历史做了对比,评述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说,特别批评了被他称为“流行学派”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国家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和保护贸易的政策主张。这是一部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依然引人入胜、令人感动,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极富建设意义、闪耀着光芒的经济学经典,并将成为永恒的经典。

李斯特深深地爱着他的祖国,他结合当年德国经济社会相对于英、法较为落后的实际,一反斯密关注交换价值、关注国家与个人的思想,提出了国民经济学。他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强调一国的特色,强调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加重要,强调建立国内的统一市场和适度的贸易保护。李斯特的经济学为德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是在直接批评斯密的、被他称为“流行学派”的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诞生的。他认为斯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应当予以否定。那么,依他所见,斯密的经济学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只有世界(世界主义)和个人(个人主义),没有国家。于是,必须引进“国家”这个中介。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里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文明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李斯特的国家至关重要的思想同样体现在他的书的名字上——《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国家的作用为什么如此重要?在个人和整个人类之间为什么还要有一个中介者?因为一个国家有它独特的传统、文化、法律、疆土,各区域集合着一群有相同习惯的人。离开了这样的组织(国家),个人将很难生存。李斯特对此作了十分精湛的论述。他说,“各个国家有它特有的语言和文字、传统和历史、风俗和习惯、法律和制度,它需要这一切来求得生存、独立、改进以及在未来岁月中继续存在。它有它自己的疆土。这是一个团体,是由千头万绪的精神关系和利害关系结合起来,把自己合并成一个独立整体的。它承认它自己和本身范围以内的权利法则,但与别的同类团体在国家自由上仍然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持生存和独立。个人主义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的,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如果没有国家,个人只是个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属于某个国家的公民或成员,都“悬”在空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李斯特认为,“流行经济学”(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只讲个人与世界,是以少数国家——比如当时的英国、法国——为出发点的,并没有反映德国的情况,对当时经济不发达的德国则是不利的。

在李斯特看来,不存在“世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存在研究全体人类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有的只是研究本国经济发展的国家经济学。李斯特在该书的第十一章“国家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中开门见山地写道:“在魁奈(法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派法国经济学家以前,只有在实地应用下的政治经济学,那是由公务人员和行政官员们来执行的。至于叙述这种问题的作者,他们所写的只是属于自己国家的农工商业与海运业事项,完全以这一范围为限,关于财富的原因这类问题是不加分析的,关于全人类利益这种问题是绝对不予考虑的”。把研究扩展到全人类的,是经济学家魁奈、亚当·斯密,是法国的萨伊。萨伊说得更直白:“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是存在的”。既然如此,就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就不可能是探寻普遍规律的抽象法,而是从现实出发、把握个性的历史分析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一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

李斯特在给国民经济学下定义时写道:国民经济学“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上述那样的(即与发达的工业国家并驾齐驱的)工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结成联盟,从而使实行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并从中获得利益”。

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价值就是财富(亚当·斯密没有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所讲的价值就是交换价值)。财富很重要,财富使一个国家富裕起来,进而强大起来。生产财富的是劳动。对此,李斯特表示了极大的不同意。他认为财富形成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固然重要,但“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他认为德国过去备受灾难,之所以能尽快恢复,就是因为保护了生产力使之没有消失殆尽,而西班牙总不能摆脱贫困,且越陷越深,根本的问题在于生产力方面的缺陷。(132年以后的1973年,道格拉斯·诺思在他风靡世界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同样认为西班牙在当时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专制而没有建立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那么,什么是李斯特所讲的至关重要、能够促进财富增长的生产力呢?李斯特说:“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与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印刷、报纸、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钟表、警察等等事物、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源泉。如果对这个说法有疑问,只要把欧洲各国的情况与亚洲比一比就可以明白。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国家生产力影响很大,要在这方面获得适当地估计,只需看一看英国然后再看一下西班牙的历史。司法公开、陪审制度,国会立法,公众监督行政、地方自治,,有益目的的结社自由——这些都足以使立宪国国民及官员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这种效果是难以用别的方法取得的。”

李斯特强调,“英国工业与权利的增长,只是从英国的国家自由奠定实际基础的时候才开始的;而威尼斯,汉撒城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与权力的崩溃,是与自由的丧失同时发生的。缺少了自由制度以后,公民个人方面无论怎样地勤奋、俭约、富于创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有所弥补。历史还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这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不能在空中“悬”起来,必须脚踏实地在国家的土地上。而一个国家要很好地发展,也不仅仅是简单地看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的“生产力”状况如何,是发展经济的氛围和活力如何。

彼之生产力与此之生产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语境中的生产力通常被表述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包括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李斯特所讲的生产力是另类的生产力,既包括物质文明的积累,也包括精神文明的积累。他说,我国现在的状况是我们以前许多世的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累积的结果。李斯特研究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认为农业社会因技术变化不大因而是一个联系不广泛,变化不明显的社会;而工业社会则由于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很快与工业结合起来而日新月异地发展。他提出了精神资本的概念。他针对流行学派所讲的劳动创造财富发问道,劳动的起因是什么?怠惰的起因又是什么呢?促使头脑和手足从事生产,从事于这类活动的是什么?就是对个人的鼓励,激发作用的那种精神力量。

李斯特推崇的社会状况是:科学与艺术是否发达;公共制度与法律对于宗教品质,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财产安全,自由和公道这些方面是否受到一视同仁的、相称的培养;国家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保证他的国民在财富和教育方面世世代代传下去,可以使他们不仅能够利用本国的天然资源,而且通过国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占有,还能够把国外的天然资源供他们自己来利用。这就是说,不仅要在世界和个人之间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还应当具有适用本国的情况,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和商业政策。这才是李斯特所讲的生产力。

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一个国家要想实实在在地、长足地发展经济,不能仅仅看眼前的财富,而是应当着重于生产力的培育。

李斯特以两个地主的不同选择为例,说明了着重于眼前的财富和着重于长远的生产力截然不同的后果。这两个地主都是一家之长,每年可以积蓄1万元,各有5个儿子。前一个地主将他的积蓄存储生息,叫他的儿子从事普通力作。而后一个地主将他的积蓄用于培养他的儿子,把其中两个培养成有技术、有知识的地主,让其余三个随着自己的兴趣学习一种专业。前一个家长看重眼前的财富,后一个家长看中未来的生产力。前者在临终时候,如果就财富而言可能比后者富裕得多。但如果就生产力而言,情况却完全不同。后者把他的地产分成两份,由于改进了技术和管理方法,结果产量是原来的两倍;而其余三个儿子由于各有专长,获得了丰富的生活资料。前者把地产分成了五份,且生产方法依旧,五份的总产量与之前相比毫无增益。后一个家族在精神力量和才能上获得了巨大的、不同的培养和发展,而且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财富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而前一个家族地产越分越小,愚昧和贫困就势难避免。李斯特的结论是:“一国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

联系我国的实际,李斯特关于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的论断,对我们更有现实意义。首先,片面追求GDP的发展模式虽然饱受批评,但很多部门依然明里暗里乐此不疲。其实,我们不仅要认识到GDP只是一个交易额,更要认识到GDP的质量是由其物质内容决定的。我们GDP虽然增加了,但其中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包含更多的虚拟化的内容,社会财富反而减少了。其次,陶醉于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伤害了创新能力,关键性、核心性技术在大进大出中进步不大,尖端科研创新不能适应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需要。最后,在关键领域改革不到位,人们的思维方式依然如故——特别是干部的思维方式,用群众运动式、式推动经济发展。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使这些具有决定作用的人们的素质真正提高,而不是停留在“让农民进城、夜市上吃烤串”以启动经济。

李斯特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原始状态下的农业、农民与现代工业、现代工人的不同。李斯特说,一个国家经营的假使仅仅是原始状态下的农业,在那里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必然是迟钝,笨手笨脚,对于旧有的观念、风俗、习惯、方式方法固执不化,缺乏文化和自由。一个国家假使能专心致志于工商业,则情形相反,在那里存在着普遍特征必然是竞胜情绪,自由意志和努力于身心发展的进取精神。

李斯特分析了农民和工人的差别的成因,原始状态下的农民和工人的不同,部分原因是各自的习惯和受教育程度不同,部分原因是各自的工作要求不同。农业人口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彼此之间隔得很远。他们的工作互相雷同,他们的生产剩余、消费需求几乎完全相同,彼此间没有精神交流,在日常事物处理中很少需要发挥智力和更新技术,它们只是在家庭内找到了自己的工作,经过自己卓越奋斗而取得成绩的人很少。

工业的性质与农业根本不同。从事工业的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他们由于工作而互相吸引在一起,他们生存在商业关系之中,他们需要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原料都来之于市场。商品、原料、工资、货币以及生活资料的价格一刻不停地变动,从事工业者所得的利润是难以确定的,他们所依靠的只是自己的智力和活动力。他们要想获得满足生活所需更多一些的物质,就得靠他的智力和活动力,就得超过那个需要限度多多争取。换个说法就是,为了避免陷于贫苦,它们就得有成就、发大财。

李斯特指出,农业所需要的只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个人能力,只是在简单的程序观念下把体力和脑力结合起来从事于笨重体力劳动的那种能力。而工业所需要的智力、技巧和经验却是千变万化的。因而李斯特说,工业是科学与技术的成果,也是科学与技术的支持者和保护者。科学与工业结合以后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在新的社会状态下代替了古代奴隶劳动。他说,在工业影响下农业有了提高,它本身就变成了技术性很强的一种技术,一种科学。这就是机械的力量。

李斯特还认为有两种城市,一种是生产性的,一种是消费性的。有些城市吸收原料,进行加工,对于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通过工业发展还给城市,这就是工业城市,是生产性的。这些城市越发达,农业力量更加能够发挥,而城市也就越加壮大起来,而且对创新很推崇。但是还有一种城市,那里的城市只是从事地租的消耗,那就是消费性城市。

李斯特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只经营农业,就等于一个个人在物质生产中少了一只膀子。商业只是农业与工业之间以及他们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中介。一个国家只用农产品向国外交换工业品,就等于一个人有一只膀子是借助于外人的。借助于外人的那只膀子也许很有用,但总不及自己两只膀子好,因为外人之心是难以捉摸的。国家自己有了工业,食物和原料就可以尽量按照工业的需求来生产;如果依赖于国外工业,那就要受到牵制,只能按照外国自己不想生产而不得不向另一国家采购的那个限度来生产剩余产品。”

一国的先进体现在工业上,如果我们在工业上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陶醉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片面追求没有现代核心技术的GDP的数量,那就避免不了落后挨打。发展工业,强大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不应当依赖外人,应当有危机意识。

李斯特的经济学是有了国家,有了各国生产力水平的不同,有了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发展中国家最终要赶上去。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肯定是贸易保护,坚持自力更生,保护自己国家产业的发展,而不是定位为从发达国家购买(一旦战争,一旦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就买不到了)。李斯特说,“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

因保护而兴盛发达的典型案例是英国、美国。李斯特以大量历史资料记录了英国保护和发展的进程。

羊毛业是那个时代的关键产业。由于伊丽莎白女王采取了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使得已经有很大发展的毛织业迅速达到了高度繁荣。英国的羊毛工业是各业中的一个主业,其他各业由于这个主业的带动而迅速发展。如果英国不实行保护措施,而是允许印度的棉纺织品自由地输入英国,英国的棉织业和丝织业马上就得垮台。印度在棉纺工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点:劳动力和原材料都便宜,有着几百年来薪火相传的经验。

当时的英国对于北美殖民地,这个比宗主国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了更为严格的保护措施,他甚至不允许那些殖民地生产一只马蹄钉,更不允许把这颗马蹄钉输入英国。英国禁止输入它自己的工厂也在制造的商品,这个禁令是绝对的,毫无伸缩空间的。哪怕这个产品是一根线,哪怕对英国人十分有利,英国人也不许动用。因为英国人可以努力自己生产。

其实,英国的很多种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在关税制下加以保护,促其发展。这样,威尼斯的玻璃制造技术(还有许多奢侈品制造业)不得不甘拜下风,波斯对于地毯织造及染色的技术终于不得不放弃。而英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契而不舍,就像保护幼苗那样小心周到。英国的船队受到了关税提高与津贴制的鼓励,他们就用自己的力量来经营渔业,并且通过航海条例,掌握了全部海上业务。英国商船由此得到发展以后,它的海军力量也相应增长。靠着保护政策,经济发展,军力强大,英国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

在美国的故事里,李斯特指出,再没有比美国工商业的历史更富有教育意义的了,它的发展过程异常迅速,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一个接着一个地实现,它们的效果极为明显。在这里,一切工业都垄断在自己手里。北美各自由州在革命战争期间脱离了一切束缚,它们有的是供工业用的物质与精神资源。它们跟原来向他们输出工业品并向他们购买农业品的国家已经脱离关系。一切需要就得自己生产,于是各种各样的工业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并使农业也受到了鼓励,各州把维护统一的商业政策全部交给国会,纷纷要求国会对国内工业采取保护措施。而华盛顿在就职的那一天,就穿了一套用国产布料做成的服装。

李斯特明确地告诉人们,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取得与优势国家、发达国家同一地位的唯一办法。英国通过保护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落后的国家又如何呢?“在这种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至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播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或法国人时,就像我们现在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一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长时间的。”

美国历史上的两位总统曾经用简洁的语言对保护给予赞赏。1861-1865年担任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说:“我对关税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即如果我们购进商品,我们得到商品,外国人拿到钱;如果我们买国产产品,我们不仅得到了商品,而且拿到了钱”。1897-1901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麦舍利也说,“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

对外保护,对内建立统一市场和良好的商业政策,吸引外资。在李斯特看来,不仅要建立统一市场,促进国内商品流通,让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而且要建立法治社会,创立吸引外资的条件。当然,李斯特并没有使用这样的语言,但他却完全是这样的意思。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这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从这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它们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压制,就会逃避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那里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无论何处,驱逐它们的总是理性的缺乏和专制虐政,吸引它们的总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英国就很难达到掌握工业优势的地位。就我们德国所处的地位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它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它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这样做不是要聪明的多吗?”

李斯特提出了区别保护的观点,在整个过程中需要保护的是重要的部门。李斯特的这些论述向我们说明,保护是在与发达国家接触中的保护,决不是闭关自守;保护是为了学习、为了发展,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内部的统一市场和自由贸易,学习发达国家保护专利的政策、保护发明创造的政策,学习他们先进的法律制度,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使自己的国家最终成为发达国家,并最终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实行无边界的市场经济。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阶段,其关键是创新,是高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李斯特所接触到的问题,所论述的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思路,一点也不亚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我们全力建设以内需为主,毫不放松对外需求的背景下,我们甚至可以说,了解李斯特的经济思想,比了解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意义更加伟大。至少,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可以借鉴的意义是一样的。

(作者李义平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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