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河南唐兀人?他们是如何来到河南的?如今情况如何?

河南东接苏鲁,北接冀晋,西连陕西,南临鄂皖,这里素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称,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人流物流信息流中心,而这点也可以从河南号称“中原”看出来。

河南省地势呈望北向南、承东启西之势,地处沿海开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结合部的河南,是中国经济由东向西梯次推进发展的中间地带,不仅如此,河南更是中国建都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以及古都数量最多的地区,先后有20多个朝代共计三百余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此地长期担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不难想此等宝地,长期吸引着全国各族人民来此定居并繁衍生息,河南至今仍然是全国内地人口最多的省份。

而在河南濮阳,就有一群私下自称蒙古人的杨姓汉族人,其先祖可追溯到600余年前的西夏时期。

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此时大权在握的韩侂胄,正在为北伐(实为稳固统治)做着最后准备,此时的南宋朝廷丝毫没有意识到,数千里外的蒙古高原,即将发生一件改变全球命运的大事。

在成吉思汗铁木线年间,克烈部就是蒙古高原最强盛的势力,王罕被尊称为“也客罕”(大汗),值得提及的是,就因克烈部强大的实力,当地东来的欧洲旅行家,多认为他就是传说的东方基督教国王长老约翰。

1203年,王罕忌惮铁木真势力日盛,遂发兵攻打,双方会战于合兰真沙陀(在今蒙古东方省南境),此战王罕大胜而归,因恃胜而骄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张设金帐,连日欢宴,最终被实力逐渐恢复过来的铁木真一举歼灭,而当时的西夏由于与克烈部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缘故,收留了王罕的儿子桑昆,而此举也招来了铁木真的大军,二十余年后,西夏灭亡。

其实西夏存在的这段时间,还造成了很深的影响,那就是间接造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断灭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盘踞在河西走廊的西夏政权,使得宋朝的商品,无法或者不愿意通过西夏进入西域开展商业贸易。况且此时正值指南针的改良,以及造船水平的提高,宋朝官家便把对外经济发展方向从内陆转向了海外。当时宋朝商人,完全可以从海上绕过南海和印度洋通往阿拉伯;而商人则从相反的路线来到中国,比如今日中国江苏省扬州市菱塘回族乡,此地的同胞,其祖先就是在唐宋时期来到中国,并定居下来的。其实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其根本上还是技术的转变,使得陆路运输的竞争力越来越低。

说到丝绸之路,需要注意的是,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的说法是1877年时,由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的,而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也不是中国人提出的,其是由法国汉学家沙畹首次提及的。对于陆上丝绸之路,中国的最早叫法其实是玉石之路。起初在河西走廊上,最主要的货物其实是和田玉,而这也能从只有“玉门”而没有“丝门”就可以看出来,而至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传统叫法其实是出现于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

西夏灭亡后,幸存下来的党项人,成为蒙古元朝属民,被元廷归属到色目人当中,有元一代,其多被称为唐兀人、而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则被元廷称为唐兀氏,而这也是党项这次词汇,此后不复存在的原因之一,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西夏亡国后,几乎没有多少党项人幸存下来,而失去了家园的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其他民族才能生存下去,此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时至今日没有离开过家园的党项人,成为了藏族、蒙古族以及回族等族群的一份子,再也难分彼此了。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党项人,都生活在西夏故土,根据统计,蒙古元代时期,蒙古人曾多次从河西陇右调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在蒙古、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

新中国成立后的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蒙古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朝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

其实这并不是唯一一块见证这段历史的墓碑,比如在河南省濮阳县杨什八郎村南的唐兀公祖莹,就有一块刻有“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府百夫长唐兀公碑”的石碑,这块墓区最早的主人,就是西夏党项人唐兀台了。

西夏灭亡后,唐兀台跟随蒙古军南征北战,并于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作为窝阔台汗皇子拔都的护卫,随军南征,在收金破宋的诸多战役中屡建功勋,其子唐兀闾马方、其孙唐兀崇喜皆一时英才,正是在此二人的引领下,其宗族才逐渐发扬光大,唐兀崇喜在元至正八年(1348年)时改杨姓,直至今日。

其实全国并不是只有甘肃和河南有党项人,如合肥有余氏党项人(元末淮西副使余阙后人),云南有朵氏党项人(元代云南肃正廉访使朵儿赤后人)。值得提及的是,云南还有一支契丹人,其先祖耶律忙古带,曾率领一支由契丹军组成的探马赤军,跟随忽必烈从关中出发,越过横断山脉和云贵高原挺近大理,迂回夹击南宋,而功成后的耶律忙古带等契丹人,就在当地定居下来,而后被明清收编,并逐渐改姓为蒋、杨、赵、李、郭、何、茶等姓氏。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这群契丹人后裔,被分属到各个民族当中,不过他们都自称为“本”人或者“蒲满”人。

今日的河南已经基本形成了米字型铁路网络,并逐步加快全省高铁的建设,而河南应当在与沿海地区加强合作的同时,与东面的苏北鲁南、南面的湖北安徽以及其他中西部地区加强合作,并通过十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地位、已经成熟的5G、电商和自媒体,将更多的商品带到更多国人的家中,甚至是东南亚(中老铁路,如今已到宁夏银川,距离河南难道有天那么远?)和欧洲(中欧班列)。

其实,我个人觉得,相比于对外发展,河南更应该进行转型,不应该再用过去数十年间,采用的那套全省均衡发展模式(不过都没怎么发展起来),而是先集中全省资源发展一座城市(目前来看,郑州最合适),然后再带动其他城市发展,就像广东(珠三角)、湖北(武汉)以及四川(成都)等省市区,在过去数十年间所做的那样,不过需要的是,河南毕竟是一个农业大省,如何在基本保证农民利益的基础上,集中全省资源发展郑州,这无疑是一个难度相当高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交给国家来解决吧……

通过这几年的观察,河南的发展已经有了不少起色,我期待疫情结束后,能够再去河南一次(上一次去还是2018年),实力观察一下河南在这数年间的变化,期待河南能重现过去数千年间的辉煌,而不要像过去那般如此依赖旅游资源了,而且也不要将多数铁路站点放在郑州,应该吸取去年河南特大暴雨的教训,特大暴雨一来,半个中国的交通,都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也影响了救灾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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