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孪生下的“水晶宫”

1865年世界博览会时,人们争先恐后地去海德公园参观“水晶宫”。对此时的人们来说,这座玻璃钢铁结构的建筑,承载着对即将到来的现代生活的美好想象。后者如水晶宫那般,既精准有力,又轻逸明朗。

在这一意义上说,数字孪生城市的构想,是数字化时代的“水晶宫”。虽然使用的技术和原理迥然有别,材质与构成大不相同,但在其背后涌动翻滚的社会欲望,以及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想象,与百多年前并无多大差异。那就是,借助于既有的技术,在对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进行最为彻底的采集和清算之后,就能创造出更为美好的社会生活。尽管在任何一个时代,不同的国家、种族、社群、阶层、性别乃至生命阶段的人们,关于什么是美好的社会生活的想象从未达成过一致,以“水晶宫”为表征的美好生活的允诺也往往落空。但这并不妨碍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之中,特别是选择性的时刻发挥作用。

热议中的数字孪生城市,不过是让人再次遭遇这样的时刻。此时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是否趋于一致——平台资本、政府治理和家庭个体之间,势必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而是在于,如何更为仔细地辨认隐匿于此的现代欲望,分析其在以城市为单位使用数字技术时的执迷,避免上一个世纪曾经犯过的错误。

粗略来说,事关数字孪生城市的社会欲望预设了这样两个问题,并对其作出了极为乐观的回答。其一,将城市生活的一切事务数据化,是否可能?其二,充分详尽的数字化记录、管理和解析,是否可以让人们在构想美好生活并努力实现它时更加顺利?

然而,对于第一个问题来说,答案从来也不在于技术本身。毕竟,站在城市生活的角度,数据化就不再只是技术层面的读取与辨别,而是指向技术嵌入城市后所能形成的社会循环过程。这一循环过程,既包含着人们利用程序和网络,将城市生活充分数据化、建模化的野心,也势必纳入对于数据“暴露”的从未止歇的争议。比如,面对遍布街头的摄像监控,既有特殊花纹的眼镜,戴上它便能诱使软件将自己识别成他人,也有“反面部识别算法”可以干扰识别系统,使之失灵。更有艺术家仔细测量了北京幸福大街上的摄像头和道路状况,招募志愿者,探讨在这座摄像头最为密集的城市中彻底隐身的可能。再比如,新冠疫情以来,识别个体步态的监控技术逐渐取代脸部识别系统,而对于伪装步态的探索,亦同步展开。其中,便有艺术家和编舞家合作,创造出各种新的身体姿态,既是舞蹈,也是“舞术”,新的监控霸权。于是,纵观人类历史,只要这种技术与人之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争斗仍在继续,那么在城市生活中,事无巨细的数据化便不可能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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